日本朱子学派之哲学

的做法

回归原典，与史料肉搏
——编纂“善美原典日本研究文库”缘起
回归原典！与史料肉搏！
这口号已经喊了有十多年吧，但一直是雷声大雨点小。之所以一直没有太大的动静，一是因为要系统地整理、译注某一方面的史料，并不是件容易的事，这是可想而知的；二是没有碰到可以促使我下决心尽快动作起来的机遇。前者是急不得的，史料的译注，是基础性工作，必须仔细认真，力求尽善尽美；而后者是可遇不可求的。
是的，我们将这个“文库”命名为“善美原典日本研究文库”，其中的“善美”当然可以理解为尽善尽美。对善、美的标准的理解，我们还在不断的修为中提升；实事求是、精益求精、追求卓越，是我们立身为学的基本态度。
其实，“善美”也是一个日本友人的名字，他叫梅田善美。我们设立此文库，并以他的名字命名，是为了纪念和感谢梅田夫妇为中日文化交流事业所作的无私奉献。梅田夫妇曾经致力于支持和推动浙江大学日本文化研究所、浙江工商大学东方语言文化学院和东亚研究院的中日学术和文化交流工作，并于2013年6月，梅田善美先生的夫人梅田节子女士在南开大学设立“南开大学梅田善美日本文化研究基金”（简称“善美基金”）。该基金设立之时，善美先生已经逝世两年多了。在2020年，即善美先生逝世10周年之际，我们开始筹划编纂本文库。
原典（the original text）一词，《辞海》里虽然还没有收录，但是学界已经比较常用了。给我印象最深的，是日本的中国思想史研究者积十数年之功而推出的六卷本《原典中国近代思想史》（西顺藏编，岩波书店1976年、1977年），而经历了三十多年之后，又出版了七卷本的《新编原典中国近代思想史》（岩波书店2010年、2011年）。六卷本的《总序》中对之所以选择按照原典来编纂思想史这种形式有这样的解释：“为了打破日本学界、论坛上被视为权威、作为常识的认识框架，深化中国认识，进而去改变日本认识，与其对鸦片战争以来中国人的思想活动进行评价、解说，首先将史料原原本本地提供出来，让每个读者都能够直接接触到，与之搏斗，这样不是更为紧要吗？”只有回归原典、与史料肉搏，才能打破陈规，更新范式，推陈出新。日本人认识中国是这样做的，中国人认识日本，何尝不需要这样做。
我们相信“每一件史料都在呢喃细语，都有自己的思想”。而历史之学就是“一种倾听，一种体察，一种理解”。种种史料，散在于史海中，有些在现在看来可能极为“荒谬”，在当时却“司空见惯”；有些在现在的中国可能被视作极为“反动”，而在当时的日本却“理所当然”。历史之学不仅要对“荒谬”和“反动”的史料作出解释，而且也要对与之相应的“司空见惯”和“理所当然”的史料作出说明。广义地说，任何历史遗存都可以被当作史料，为历史学研究所用。这里所说的“原典”，既强调史料的“原始性”，即是指第一手史料，同时也强调史料的“典型性”，即是指有代表性的史料。成为某一学科、某一领域的范式的研究著作，也可以纳入原典中。而收入本文库的原典，都是系统的，而不是零散的。通过阅读本文库，读者可以对某一历史现象、或某一学科领域、或某一具体问题的发展历程或研究状况有系统的了解。这是编委会的共同心愿，也是我们编纂本文库的理想。
本文库的编委，一部分是“善美基金”管理委员会的教授，一部分是梅田善美先生生前与浙江大学交流时结识的好友，也都是中国学界日本史、日本哲学和中日文化交流史领域的代表性学者。本文库作为中日文化交流的结晶，同时作为善美基金的重要成果，经过编译者和出版者的共同努力，一定可以为中国学界、论坛，也期待为民众、为每一位有心的读者提供一个认识和了解日本，同时也反思中国及中日关系的值得信赖的读本。
现在机遇来了，我们奋力前行！
刘岳兵
辛丑清明节
(原文发表于《中华读书报》
2021年6月16日第10版）
编者的话：《井上哲次郎儒学论著选集》导言
这是为“南开大学梅田善美日本文化研究基金”（以下简称“善美基金”）出版项目所写的第三篇“编者的话”。前两篇分别是为天津人民出版社2015年出版的《日本的宗教与历史思想——以神道为中心》和2016年该社出版的《日本儒学与思想史研究——王家骅先生纪念专辑》写的，这两本书作为“日本思想文化史研究”系列著作的“初集”和“续集”，原来是想将这个系列一本一本地编下去的。后来杂务渐多，但一直惦记此事。各种机缘巧合，这套《井上哲次郎儒学论著选集》作为“善美原典日本研究文库”的“初集”终于要出版了，实际上这套书也可以算作上述“日本思想文化史研究”系列的“第三集”。只是这一集不再是单本，而是“自成系列”的一个四卷本的小丛书。这一集虽然迟来了一些，但是相信这种等待不是没有意义的。

一
井上哲次郎（1855-1944年，号巽轩）的儒学研究，对我而言在多种意义上都是旧话重提。
我的博士学位论文《日本近代儒学研究》虽然没有专门研究井上的儒学思想，但是他的儒学研究著作和《敕语衍义》等都是我写作的重要参考文献。大概是意识到自己研究的不足，后来我编了一本《明治儒学与近代日本》，组织相关领域的研究者力图对明治儒学的方方面面进行比较系统的梳理，其中第二章就是“明治儒学的意识形态特征：以井上哲次郎为例”。该章的内容由三位作者的三篇文章构成，分别是陈玮芬先生的《井上哲次郎对“忠孝”的义理新诠：关于〈敕语衍义》的考察》、严绍璗先生的《井上哲次郎的“儒学观”：“皇权神化”的爱国主义阐述》和卞崇道先生的《权威话语的借用：从〈敕语衍义〉看明治儒学再兴的途径》。这些文字，我相信已经成为中国学界关于井上哲次郎儒学研究的经典论述，也是一次最集中表述。
后来我有感于学界对朱谦之日本哲学思想研究了解得不充分，特别是有些人对朱谦之与井上哲次郎日本儒学研究之间关系的轻率表述，先后发表了《朱谦之的日本哲学思想研究》、《中国的日本哲学思想史研究如何从朱谦之“接着讲”——纪念朱谦之先生诞辰120周年》等。其实，我在博士学位论文写作时就对照着阅读过井上和朱谦之两人的相关著作，还指出过对朱谦之著作中“以讹传讹”的一处瑕疵。这一点后来被书评作者发现，作为评价我“考辨之细微”“实证求实的治学态度”的证据。
来南开和我一起学习过的同学中有对井上哲次郎的思想感兴趣，并发表过专门的学术论文的，在学的同学还有准备将井上哲次郎的思想作为博士学位论文选题的。这次系统地将井上哲次郎的儒学研究成果介绍到中国学界来，所有的译者也都是我的学生。这样“兴师动众”，我相信也不是没有意义的。

二
东京富山房出版的《日本阳明学派哲学之研究》（1900年）、《日本古学派哲学之研究》（1902年）和《日本朱子学派哲学之研究》（1905年）被称为井上哲次郎的日本儒学研究“三部曲”，是运用西方哲学观念整理、分析和研究江户时代日本儒学思想的开拓性的、具有奠定这一领域研究范式的划时代意义的著作。在学术史和思想史上，这三部研究著作和育成会1901年到1903年出版的十卷本资料集《日本伦理汇编》（井上哲次郎、蟹江义丸编）一起，对于我们了解江户时代日本儒学和伦理思想的历史状况具有里程碑的意义。
研究著作中设专章论述的，
日本阳明学派的代表人物有：
中江藤树、熊泽蕃山、北岛雪山及细井广泽、三重松庵、三宅石庵、三轮执斋及繁伯、川田雄琴及氏家伯寿、中根东里、林子平、佐藤一斋、梁川星岩、大盐中斋、宇津木静区、林良斋、吉村秋阳及吉村斐三、山田方谷及河井继之助、横井小楠、奥宫慥斋及冈本宁斋·市川彬斋、佐久间象山、春日潜庵、池田草庵、柳泽芝陵、西乡南洲、吉田松阴及高杉东行、东泽泻、真木保臣·锅岛闲叟。
古学派的代表人物有：
山鹿素行、伊藤仁斋、中江岷山、伊藤东涯、并河天民、原双桂原东岳、荻生徂徕、太宰春台（三版时附录中增加：山县周南、市川鹤鸣）。
朱子学派的代表人物有：
藤原惺窝、林罗山、木下顺庵、雨森芳洲、安东省庵、室鸠巢、中村惕斋、贝原益轩、山崎暗斋、浅见纲斋、佐藤直方、三宅尚斋、谷秦山、柴田栗山、尾藤二洲、佐藤一斋、安积艮斋、元田永孚、中村敬宇。
上述以黑体字标出的儒者的著作都可以在《日本伦理汇编》中找到（朱子学派中还收录有山县大贰、赖杏坪的著作）。此外，《日本伦理汇编》的第九卷是折衷学派的资料（代表人物有细井平洲、片山兼山、井上金峨、大田锦城），第十卷是独立学派（代表人物有三浦梅园、帆足万里、二宫尊德）和老庄学派（代表人物有卢草拙、有木云山、阿部漏斋、广濑淡窗）的资料。
井上哲次郎的日本儒学研究“三部曲”，自出版之后，就不断重印、修订或改版。由于初版距今已经有上百年的历史，许多原书中的图片原本就不十分清晰，这次都全部割爱了。本次翻译的最大特点之一是尽量做到每一个译本都将其初版和后来最有代表性的“巽轩丛书”版进行互校，不同之处以注释的形式标出，有心的读者从这些或细微或显著的变化中一定可以读出某种意义来。我相信译者的这种用心也不会是没有意义的。
［据井上哲次郎自定年谱，1924年11月5日其门人知友约二百名于华族会馆为其开古稀祝贺寿宴。寡闻所及，1926年5月30日发行的《日本阳明学派之哲学》第十四版的封面衬页有印有红色的“巽轩丛书”字样。扉页的虚线方框内有落款为“大正十三年十月吉旦巽轩会同人”的说明文字。全文为：“维新以来，裨益我国运之发展者，教育、政治、军事、产业各界人才辈出，丰功伟绩，新人耳目。学界亦不乏其人。其中如吾巽轩井上先生乃其泰斗。先生夙从事于东洋哲学研究，对儒教、佛教、神道等多有阐发。先生学问渊博，博闻强记乃其天性。对于哲学、伦理、宗教乃至社会问题，多有犀利卓拔之见。余技亦及文学，尚有诗歌创作。且先生夙尊国体，以推进国民之道德为己任。大而言之，可谓纲常因先生而得以维持。先生于我国文化之发展，其功绩岂可谓鲜少？今先生年至古稀，精力毫不衰减，读书钻研，其气概不让少壮。客岁以来，吾辈受先生之教诲恩泽者，胥谋组织巽轩会，一为先生祝寿，一欲以先生之学为念。因兹发行巽轩丛书，以为事实上之表征。”此版版权页上所标记的“订正十三版发行”的时间为“大正十三年十月二十日”，正好与以上落款的时间一致，但是井上哲次郎的《重订日本阳明学派之哲学序》落款的时间是“大正十三年十一月十七日”。因未见“订正十三版”，巽轩丛书版最初的出版时间待考。］

三
对井上哲次郎日本儒学研究三部曲的意义、影响和评价，有一些专门的学术论著做了分析。总体的论述，比如九州大学教授町田三郎的《井上哲次郎与汉学三部曲》、井之口哲也的《关于井上哲次郎江户儒学三部曲》，都值得参考。把井上的日本儒学研究放到日本儒学史研究的长时段学术史大背景中去看，陈玮芬的论文《对“日本儒学史”著述的一种考察——从德川时代到1945年》可以参考。
我们先从丸山真男的“日本政治思想史”课堂上，看看他是如何介绍和评价井上哲次郎的这个三部曲的。
丸山真男1948年“日本政治思想史”讲义的参考文献第二类“儒教思想”中，只列了井上哲次郎的《日本朱子学派之哲学》《日本阳明学派之哲学》和《日本古学派之哲学》三册，并附有简短的评介：“在德川儒教史研究中占有古典的位置。大体上是将近代学问的方法论运用到德川儒教史中的最初尝试。”1964年丸山真男的“日本政治思想史”讲义的参考文献中，基础史料第一项就是井上哲次郎和蟹江义丸编的《日本伦理汇编》（10册），“主要是由江户时代特别是儒学系统的思想家的主要著作汇集而成，按照不同学派编成”。1965年讲义录的参考文献中除了《日本伦理汇编》之外，还列出了井上的日本儒学研究三部作，并介绍说：“井上哲次郎的三部作。具有近代【西洋】哲学史素养的博士，以受此训练的眼光来探索近世儒学史的著作。对个别思想家而言，放入阳明学派是否合适之类的问题还值得探讨。近代儒学史研究的开端，在今天也是有意义的研究。”1966年的讲义录对这三本书的介绍是：“以明治30年之后‘国民道德’论兴起为背景的著作。运用西欧的学问方法来研究儒教思想史的最初的著作。”1967年讲义录参考资料中这样评价井上哲次郎的三部作：“明治时代用西欧的方法研究江户儒学的最初著作。与《日本伦理汇编》同时代刊行，具有划时代的地位。但是明确地区分朱子学、阳明学、古学，这不是没有问题的。不仅仅因为采取折衷立场的儒者也不少，将幕末志士等归入‘学派’，而且大多划入了‘阳明学派’，这等于是将其视为普洛克鲁斯特床上的俘虏。”虽然不同年份的评介各有侧重，但对其学术史意义，是一直肯定的。尽管对“学派”的划分可以讨论，但是其研究范式，也不得不承认已经成了一种沿袭的“传统”。如丸山所言：“江户时代儒教思想的历史展开，可以从种种角度来追溯。朱子学派、阳明学派、古学派、折衷学派，这种按照‘学派’，特别是以宋明学与古学的对立为中心而进行的探索，是井上哲次郎以来为许多学者所沿袭的做法。”
1983年，丸山真男在他的《日本政治思想史研究》英文版作者序中毫不隐讳地宣称，自己的著作“无论对哪方面的德川思想史研究者而言都异口同声地承认是‘出发点’”。但是这个出发点不是凭空产生的。这里他分析了近代以来日本思想史研究的几种类型，第一种就是以“国民道德论”为基础的日本思想研究，而这种类型的代表人物，就是井上哲次郎。下面的引文稍微有点长，但是这种解释是值得倾听的。
所谓“国民道德”，既然道德本来是良心的问题，那么道德的承当者就不可能在个人之外——这种想法如今对于居住在基督教世界以外的文化圈中的人们而言也已经是常识——立足于这样的思考时，这一词语直译起来便难以理解。尽管如此，这一词语在日本帝国，自明治中期（二十世纪初）前后，在政治家和教育家之间就开始强调，一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所谓“大正民主主义”时代，都是根深蒂固地残存在保守阶层之间的一种意识形态用语。最为善意地来解释的话，这是明治维新后日本遭遇西欧化的洪流，为了寻求自己的国家以及国民的同一性(national identity)的一种绝望的努力在道德方面的表现。他们反复宣称，对日本帝国而言，并非是在儒教、佛教、神道这些非西欧的说教与在西欧的伦理中寻求“偏向性”，毋宁说，要将之与上述“传统”说教中所缺乏而必须补充的道德——比如所谓的公共道德——进行适当的捏合，从而树立帝国臣民应该遵守的新道德，并将之作为现代日本最切实的课题。既然是道德上的问题，“传统的”意识形态中，特别着力于儒教是很自然的。学者或教育家中这种想法的热烈主张者，被称为“国民道德论者”。
丸山真男认为井上哲次郎就是典型的“国民道德论者”之一。他接着评价说：井上“关于‘国民道德’的许多著作和论文，鼓吹的调子越高，其学术价值越低。但是其中他运用在欧洲留学所学到的西欧哲学范畴研究德川儒学的三部曲，是近代日本德川儒学史研究具有划时代意义的里程碑。因为它不为拥有长久传统的‘经学’（中国古典的注释学）所束缚，不管怎样是将日本儒学史作为‘思想’的历史来对待的最初的力作。即便考虑到将德川时代的儒者或儒教的思想家强行塞进朱子学派、阳明学派、古学派的某个框框里，或者在儒学史中机械地套用欧洲哲学的范畴或学派来进行解释这些缺点，这些著作，即便在今天，依然不失其生命”。
这里可能有读者会问，丸山真男把井上的三部曲作为用西方哲学范畴研究日本德川儒学的开创之作，强调其划时代的里程碑意义，也就是说井上的三部曲可以说是近代日本学术史上日本思想史研究的一个“出发点”，这和约半个世纪之后他自己的《日本政治思想史研究》也成为该领域公认的“出发点”，这两个出发点之间有什么关系？丸山真男本人的态度，或许如他所言：“基于‘国民道德论’及在此谱系上成为时代流行的‘日本精神论’的思想史的力作(在量上占了绝大多数），即便不那么盲信，以此为前提的伦理上和政治上的教条，对于青年的我而言，几乎有近乎生理上的厌恶感。”尽管如此，第一个“出发点”和战后日本思想界的关系如何，恐怕也是一个值得思考的问题。而且高调的“国民道德论”著作，即便其学术价值很低，但是其历史价值不低。我们相信本次推出井上的儒学论著，除了其“经典”的三部曲之外，还特意编译了一本《儒教中国与日本》，也不会是没有意义的。

四
其实，井上哲次郎对自己所从事的工作的意义，是有充分的自觉和自信的。根据井上的传记和年谱，他是东京大学哲学科（兼修政治学）的首届毕业生，自从1880年毕业之后，研究、编撰和讲授“东洋哲学史”是贯穿其整个学术生涯的一项重要工作。而以著作的形式展示这项工作的最初成果，就是他的日本儒学研究三部曲的第一部《日本阳明学派之哲学》。
井上哲次郎日本儒学研究的学术史意义和贡献，一言以蔽之，就是为“东洋哲学”研究奠定了基础、建立了范式。具体而言，一方面是运用西方哲学范畴研究、梳理日本哲学思想史的传统资源，一方面是对日本儒学的总体把握和学派分析。其思想史意义，主要是为东洋哲学思想的传统与发展赢得了话语空间。一方面挖掘了日本国民道德建设的传统精神资源，另一方面也为实现他的东西哲学思想融合的理想提供了一个蓝图，同时，这项工作本身也是一次思想融合的尝试。
（关于日本明治时代政治、宗教、教育领域中日本与西方以及中国与日本之围绕礼拜·尊严间的文化交涉，请参阅陶德民的著作《西教东渐与中日事情信念的文化交涉》（大阪：关西大学出版部2019年版）。与本文相关的特别是该书第五章“‘教育与宗教冲突’的背景与本质”和第七章“明治末年出现的神佛耶三教会同与归一协会的意义”。）
《日本阳明学派之哲学》的序文中开篇即表明自己从大学毕业后就开始着手编著东洋哲学史，积累了大量的中国哲学、印度哲学的材料，后来到1897年赴巴黎参加万国东洋学会，发表了《日本哲学思想之发达》，“归国以来益觉对日本哲学进行历史的研究之必要。于是稍致力于阐明德教之渊源、寻绎学派之关系，其稿渐多，堆满箱底。其中有关阳明学者自成一部，名之曰《日本阳明学派之哲学》，以稿本之原貌公之于世，欲为医治现今社会病根之资”。这里所说的“社会病根”，就是该序文中后面提到的明治维新以来，功利主义、利己主义思想流行，破坏了日本国民的道德心，如他在《日本伦理汇编叙》中所说的，造成了“可怕的道德上的危机”。那么如何培养或重振国民道德心呢？他说：“欲知我国民道德心如何，需要领悟用以熔铸陶冶国民心性的德教的精神。如此书所述日本阳明学派之哲学，岂非其所资者乎？”他自信不仅日本阳明学派之哲学，也包括日本古学派、朱子学派之哲学，“在东洋哲学史中虽然不过为大鼎之一脔，庶几可成为将心德发扬于世界万国之一具”。
井上对日本儒学学派的划分，我们从其三部曲的不断重印再版中可以看出他的观点基本上是一以贯之的。比较大的变化，比如阳明学派，在重订本（1926年巽轩丛书版）中增加了“渊冈山”一章，在新订本（1938年富山房百科文库版）中删去了佐久间象山，新订本序中指出：“佐久间象山应该作为朱子学的倡导者，因此将他删了，换成了高井鸿山。”对佐藤一斋这种被评为“阳朱阴王”的儒者，在《日本朱子学派之哲学》中都只留其章名（第四篇宽政以后的朱子学派第三章佐藤一斋），而该章的具体内容只有“揭于《日本阳明学派之哲学》第二篇第八章，故兹略之”。可见井上也已经注意到学派的复杂性。按学派来研究哲学思想史，有利于揭示其整体特征和发展状况，只要研究者不局限于学派，并不影响揭示个别哲学思想家的复杂性。
其他的修订，这里只举一个例子说明。《日本阳明学派之哲学》初版第37页中介绍中江藤树的著作，最后一项是“《藤树全书》十卷”，如其所言，该书明治二十六年刊行，当然是最新成果了。到1926年的重订本即巽轩丛书版中的这一项，最后增加了一句：“现在另有《藤树先生全集》的编纂与发行的计划，此书一旦出版，较之从前的将更加正确、完备，故裨益学者亦甚大。”到1938年8月“富山房百科文库”版的《新订日本阳明学派的哲学》中，则在此后专立一目“《藤树先生全集》（五十卷五册）”，并做了详细的介绍：“此书由加藤盛一、高桥俊乘、小川喜代藏、柴田甚五郎四人编纂，是最为完备的藤树全集。尚增加有别卷一册，卷末不仅附有索引，而且刊登了英文的《藤树论》。学者宜用此书研究藤树之事迹及学说。”井上哲次郎：《新订日本阳明学派的哲学》，东京：富山房1938年版，第28页。《藤树先生全集》虽然到1940年才由岩波书店出版，因为井上哲次郎为该书的顾问，便提前在自己的著作中做了说明。其修订的状况，由此可见一斑。
还有一点是三部曲的“现实意义”，也不容忽视。《日本阳明学派之哲学序》落款日期为“明治三十三年九月廿四日”，就是1900年9月24日。同年7月14日，包括日本在内的“八国联军”占领了天津，8月15日入侵北京，光绪帝与西太后等西逃。八国联军中日军在中国的“出色表现”成了井上哲次郎宣传“高洁”的日本国民道德心的重要“证据”。他在这篇序文中写道：“若再就眼前的事实来证明我国民道德心的表现的话，那看看我国军队在中国的表现吧。其独放异彩的是什么呢？不恣意掠夺，不逞暴恶，严守军纪，不为私欲所动，这不是我国民道德心的表现是什么呢？正是因为有如此的国民道德心，我们的军队才能独放异彩。”还说道：“该事变是如何暴露了联合国军中各国官兵应被责难的地方的呢？在此期间，我国军队通过剑光炮声彰显了我国民的道德心无比净洁的姿态，闪耀于世界各国眼前。是该培养我国民的道德心呢?还是该消灭呢?我觉得问这个问题就十分愚蠢。”这两段话，如果所说的事是真实的话，的确是很有力的证据。我手头恰好有两本关于八国联军的书，
一本是《京津蒙难记——八国联军侵华纪实》北京市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天津市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京津蒙难记八国联军侵华纪实》，中国文史出版社1990年版。（以下注释简称《纪实》），
一本是《中国和八国联军》兰道尔：《中国和八国联军》上下卷，李国庆、邱葵、周珞译，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14年版。（以下注释简称《联军》）。
两本书记录的都是当时的亲历亲闻之事和书报资料。日军当时从中国抢劫掠夺了多少财宝，书里有不少的数字记载，如“户部银库存的300余万两白银和内廷所存金银，全被日本人抢去”《纪实》，第37页。，日本的媒体也报道过从开战到10月初，日本从中国“所得”多少米多少银多少武器军火。《纪实》，第90-91页。准确的数字，待今后有空再去细查，否则有可能否认“掠夺”过的事实。兰道尔的书中是这样描述日军士兵的，说：“和其他人一样，他们也抢劫，但用的是一种平静、温和，甚至是优雅的方式。”“他们拿走喜欢的东 劫”。《联军》上，第182页。同时也记载了日本兵不温和不优雅的举动，和其他帝国主义侵略者一样幸灾乐祸地虐待中国的俘虏⑥《联军》上，第343页。、向中国的平民逞其暴恶⑦《联军》上，第357页。。兰道尔在评价当时的美国兵时说：
我看到美国的报纸报道说，美国兵是在中国唯一绝对没有进行抢劫的士兵。这句话引申出来的意思就是，美国兵的道德观要高于其他国家的士兵。毫无疑问的是，其他参战国家的报纸也是以同样方式写他们的同胞的。如果报纸的内容总是真实的，那倒是一件非常愉快的事。但是就这件事而言，那种报道特别的虚假。在抢劫这件事上，美国士兵没有比其他人更坏，但更确实的是，他们也并不比其他在场的士兵更好。《联军》上，第183页。
井上的上述文字，大概也是看到当时日本的特别虚假的报道，而引申出来的意思。因为事实是虚假的，从虚假的事实所引申出来的意思也自然是不可信的。从虚假的事实中引申出闪耀于世界各国眼前的日本国民道德心的洁净姿态，这就是日本当时真实的意识形态操作，作为史料，是非常珍贵的。但是，我发现在后来的重订本和新订本中，初版序言中的这两段都删去了。另外，《日本朱子学派之哲学序》落款日期为“明治三十八年十一月廿三日”，即1905年11月23日。时值日俄战争结束，第二次日韩协约签订，日本掌握了韩国的外交权，在首尔设置统监。由此，该序的结尾这样写道：“目前日俄战争已宣告终结，我邦之荣光发扬光大于四海宇内，欧美学者试图究明我邦强大之原因。此时展开朱子学派的历史研究，认识我邦德川氏三百年间的教育主义在国民道德发展史上带来的巨大影响，已是时不我待之事。有志于德教之学者，宜深思之。”这一段后来的巽轩丛书版没有修改也没有删节。这当然又是另一种历史的真实。把史实原原本本地摆出来，这对于我们深入了解日本近代的学术思想不会是没有意义的。

五
井上哲次郎，不只是一个普通的思想家，也是近代日本官方意识形态的重要代言人。这就决定了他的儒学和相关思想研究，不可能停留于纯粹学术的层面，他的研究和学术要为当时的国家意识形态服务。因此，要全面了解井上的儒学研究成果，只知道上述三部曲是不充分的。为此，我们编译了第四卷《儒教中国与日本》。
第四卷《儒教中国与日本》是一本“新书”。井上一生，著作等身。但有意识地编辑单册选集的，就我所知，最重要的应该是其自编的《井上哲次郎选集》，1942年11月由东京的潮文阁出版发行。该选集的内容依次分为哲学篇、伦理篇、宗教篇、教育篇、武士道篇、经济篇、圣德篇、圣哲篇、贤哲篇、军神篇，共收录21篇文章。这些文章一定是他在所涉及的相关领域自认为得意且能适应时代需要的作品。2003年，岛菌进和矶前顺一编纂的九卷本《井上哲次郎集》，列入“日本的宗教学丛书”中，由东京的久V不出版（KRESS株式会社）影印发行，为我们进一步了解井上哲次郎的相关思想提供了资料上的便利。以上选集或著作集，都是我们编辑《儒教中国与日本》的重要参考。
《教育敕语》（1890年）是继《大日本帝国宪法》（1889年）颁布、近代日本国家组织结构成型之后，以天皇的名义发布的宣示国民道德根源、国民教育基本理念的重要文献，可以说它是近代日本官方意识形态的灵魂所在。对《教育敕语》的解说书籍汗牛充栋，而井上哲次郎的《敕语衍义》（1891年）作为师范学校和中学教科用书，影响最大、流传最广。1899年井上对《敕语衍义》稍加修订，出版过《增订敕语衍义》（文盛堂·文魁堂），而《儒教中国与日本》中收录的《释明教育敕语衍义》是井上哲次郎《敕语衍义》的最终版，1942年10月由东京广文堂书店出版发行。
井上哲次郎的《敕语衍义》的特色与意义，特别是与儒学的关系，如前所述，拙编《明治儒学与近代日本》中已经阐述得非常清楚了，我们不妨来重新温习一下。比如，对《敕语衍义》在中日学界的回响，陈玮芬做了这样简明的概括：
严绍璗认为它深深烙着德国国家主义的印记，指出井上的信念是留德期间受到俾斯麦、斯坦因等集权主义思想影响的结果。他批评井上的思想体系“既是学术的，又是政治的”，这个庞大体系的全部价值，“在于使国民加强天皇制国家体制的意识”。王家骅主张《敕语衍义》刻意将天皇的神格和国家有机体说加以结合，构成一种天皇与国家一体而至上，“忠君”即“爱国”的专制思想，毒害了数代的日本人。而日本学者则指出井上在《敕语衍义》中完整回顾了古来的日本人如何理解、说明、实践“孝悌忠信”的历史，这种“忠君爱国”、“死轻鸿毛”的精神，规定了井上此后的思考举措，成为他终身不渝的信仰。
陈玮芬对于从《教育敕语》到《敕语衍义》的精神逻辑如何展开，在其论文的“结论”部分做了详细的阐述：
井上哲次郎的《敕语衍义》为《教育敕语》奠定了解释的基调，成为此后五十年间人们理解《教育敕语》的准则之一。当然，衍义虽然是敕语的注释，但是两者的思想理路、企图与策略并不是完全一致的。其最大不同，在于敕语的制定动机是针对维新以来西学影响的反省，关注的焦点在于国民道德的问题，而衍义的论述则着重于日本万世一系的特殊国体，甚乎国民道德。
《教育敕语》把国民道德的根据限定为天皇祖先的教训，除此之外，不允许人们由内在层面、或是精神权威（如良心）中寻求道德依据。国民如果选择了此外的道德权威，便违反了国体，必须加以遏止。文中罗列了孝父母、友兄弟、夫妇和、朋友信、恭俭、博爱、义勇奉公等各项德目，并不尽然是由儒教道德中取材。即便是五伦之一的夫妇之道，也避开儒教习用的“有别”，而以近代的解释“相和”代之。至于个人的修德修学、社会道德范畴的博爱公益，或者是立宪国民国家的要件如遵守国宪国法等，无一不在谆谆规范的项目中。至于国家有事时必须义勇奉公的要求，也许不能直接判为与近代国民道德互相矛盾的行为。
如果剔除《教育敕语》中天皇与国民的关系，可以发现其人际关系论中的道德，也就是所谓“父母孝，兄弟友，夫妇相和，朋友相信”，对于儒教已相当普遍的东北亚来说也完全没有任何不妥，它是一种理所当然的道德，也通用于现今的社会。不过，就算各个单项的德目无可挑剔，《教育敕语》本身却存在了根源性的问题，那就是要求国民奉行这些德目的最终目的，并不在于培养出具备“善良”人格的子民，而在于塑造出“朕忠良之臣民”与“显彰祖先遗风”的忠臣与孝子。可以说，《教育敕语》所描绘的理想人类图像，是一个绝不被允许跨出天皇制意识形态框架的人类。
此外，《教育敕语》虽然以“天皇祖训”的方式，为上述训诫日本臣民的教条赋予特殊的个别价值，但同时也反复使用“不谬”、“不悖”、“通古今”（=时间性），以及“施中外”（=空间性）等字眼，强调它所具备的普遍性、妥当性。这种将个别价值扩大为普遍价值的逻辑，正好等同于昭和时期甚嚣尘上的天皇制国家乃“八纮一宇”的逻辑。
井上哲次郎认同这样的逻辑，为了统合民心、巩固天皇权威，大篇幅铺陈《敕语衍义》，此书也和《教育敕语》、《大日本帝国宪法》等互为表里，成为天重制国家的伦理、法理根据，担负了维持天皇政体精神秩序的使命。他试图转化宗教性的度敬之心入道德领域中，建立“世俗的、实际的”国民道德，又籍由儒教的“差等之爱”来建构以天重为顶点的世俗秩序。他明确主张忠重于孝、使用“广泛”、“深大”等语词为忠君爱国的行为赋予正当性。他刻意忽略儒家对“仁政”的要求，批评中国的人民与皇帝之间、家族与家族之间都无法真正能够达到“血缘”的连结，国家由个别家族组成，无法真正贯彻“忠孝一本”的观念；加以历史上再三改朝换代，也造成人民在忠孝之间难以抉择。藉以标举世间唯有皇统一系的日本，把个别的家族制度都包含在天皇的大日本家族之中，提供了忠孝合致的理想社会。他采用日本拥有他国所欠缺的独特而完备的历史传统这样的论调，来激发全体国民的使命感，虽然所使用的诠释语言显然易见是简单、暧昧、也模糊的，却也的确成功地培育出许多忠臣良民。
严绍璗先生的《井上哲次郎的“儒学观”：“皇权神化”的爱国主义阐述》对《敕语衍义》的主题思想和精神实质做了清晰的概括：
日本社会正在日益接受欧美的文化思想，而这种世态的加深发展，势必会动摇日本天皇制政体的国家利益，于是，井上哲次郎便致力于把日本传统儒学中的伦理观念，与欧洲的（主要是德国的）国家主义学说结合为一体，着力于阐述“孝悌忠信”与“共同爱国”为日本国民的两大德目，是所有的“臣民”对天皇应尽的义务，从而试图创立起一种新的日本精神。
井上哲次郎的《衍义》，从儒学研究的视觉来考察，最可注意点有二：
第一、井上哲次郎抛却历来关于“孝悌忠信”的陈腐旧说，直接把它与“共同爱国”连接为一体，申言这是拯救日本的唯一之道，不仅使人耳目一新，而且使它具有了现代价值观的诠释。与十年前天皇的近臣永田元孚等江户老儒，用陈腐不堪的言辞来指责“文明开化”不同，在井上哲次郎的一系列的阐述中，非常注重近代性的国家意识的表述，其重点在于使“臣民”对于“君主”的忠诚，具有了“爱国”的最普遍与最神圣的意义，这就把传统儒学的政治伦理与欧洲国家集权主义学说融为一体。这是近代日本儒学主流学派的最基本的特征之一。
第二、当井上哲次郎在着力于重建日本国民的精神时，虽然阐述的主旨是传统儒学的伦理道德，诠释的方式是西洋的国家主义，但是，这内外两个理论于日本而言，却都是“异邦文化”，这对井上哲次郎来说，确是一个颇为棘手的问题。于是，他又以十分的努力，致力于强调日本天皇臣民爱国的真正内容，在于建立起日本形态的皇统观念。
井上氏在为《敕语》的第一句话“朕唯吾皇祖皇宗肇国宏远，树德深远”作“衍义”时是这样诠释的：当太古之时，琼琼杵命奉天祖天照大御神之诏而降临，列圣相承。至于神武天皇，遂讨奸除孽，统一四海。始行政治民，确立我大日本帝国。故而我邦以神武天皇即位而定国家之纪元。神武天皇即位至于今日，皇统连绵，实经二千五百余年之久，皇威愈益高涨，海外绝无可以与相比者。此乃我邦之所以超然万国而独秀也。这里阐述的是最典型的“日本大肇国观念”——所谓日本天皇，为“天孙降临”，乃“万世一系”；所谓日本国民，为“天孙民族”，乃“八紘一宇”；故而，日本乃“神国”矣，为“超然万国而独秀也”。这是井上哲次郎把握的《教育敕语》的真精髓，是他在《衍义》中贡献于日本国民面前的“爱国”的真内容，这也就是近代日本儒学研究的真灵魂。《教育敕语衍义》构筑起了一个把传统儒学、西洋国家主义，与日本神国尊皇观念融为一体的缜密的思想体系。这个思想体系以粘着于天皇制国体为基础，以儒学的政治伦理为内核，以神国皇道观念为灵魂，以国家主义为表述形式。
严绍璗在该文中还将井上哲次郎的《敕语衍义》和日本儒学研究三部曲及1912年出版的《国民道德概论》联系起来，指出：“井上哲次郎以深厚的儒学教养，足实的西洋文化的熏陶和对天皇制国家的忠诚，开启了近代日本儒学研究的一个新的学派。”对井上的儒学研究三部曲，严绍璗评价说：“在这三部著作中，井上氏遵循他的基本思想，把儒学的伦理与国粹派的尊皇观念的统一，把日本的传统（指包含了儒学与国粹诸方面）与西洋的价值观念的统一，作了合理主义的诠释。或许可以说，从《教育敕语衍义》到这三部‘学派之哲学’，井上哲次郎在近代日本的儒坛上，完成了作为日本儒学研究中主流学术奠基者的神圣任务。”而井上的日本儒学三部曲也为他后来的国民道德论的铺陈与展开提供了重要的精神资源。
本书中收录的《释明教育敕语衍义》主要由四部分构成，第一部分绪言，说明《教育敕语》颁发的经过与原委；第二部分影印《敕语衍义》全篇；第三部分释明，这一部分是核心部分，是在《教育敕语》颁布半个世纪之后的新的历史时期，重新为其护教与辩诬，并赋予其新的历史意义；第四部分《附录道体论之概观》也很重要，是要为日本的国体观念从哲学上寻求“道体论”的思想根据。
我们来举例看看他的说法，比如在“释明”部分的第十章“《教育敕语》与儒教主义”的结尾他写道：
我们日本国民如今在战时，在道德方面取得了优异的成绩，无论从任何国家的立场来看都无法非难。不仅在轴心国被赞赏，在同盟国也惊叹不止。正因为如此，《教育敕语》的精神，不仅从儒教来看，不能非难，无论从佛教来看，还是从基督教来看，都不应该非难，我觉得倒是应该大加赞同。
在第十三章“《教育敕语》与目的主义”，也就是“释明”部分的最后一章，在结尾的部分，他这样写道：
我们日本正如《神敕》中所宣扬的“宝祚兴隆，天壤无穷”一样，历经二千六百年，时至今日，这一宣言越发成为事实，如今感觉其效验最为显著。同时，我立即想到的是，神武天皇在《奠都之大诏》中显示了八纮为宇的国民理想。这是一种非常亲切、蕴含了博爱精神的国民理想。首先使之在日本全国实现，进一步扩大到大亚细亚诸国，最终使世界各国纳入其范围内，这是一个世界性的大理想。佛教、基督教、拜火教都论说最终的理想，康德、费希特、黑格尔这样的哲学家也论述终极理想，而且儒教以治国平天下为目的，但由于出现各种各样的情况，世界并未按照他们的那些理想进展。时至今日，我们日本已经在横亘大东亚诸国的广阔范围，正在不断实现八纮为宇的大理想。此次神圣事业的参加者，都正在实现他们作为人的生命的目的。
而且，为了使这种大理想惠及其他国家，兴亡盛衰不定，社会不安定的国家是不可能实现的。而我国像《神敕》中所说的“天壤无穷”那样，是一个永远无限发展的国家，只有我国才可能实现大理想。与实现这个目的相对，其他功利主义的国家、共产主义的国家、还有一群追随其后的小国家没有丝毫神圣的意义，这是显而易见的事实。我国现在举国正在不断成就着非常伟大的神圣事业，这是由于其在其根基上能够实行“惟神之道”这种大道的缘故。我认为这些事值得今天及今后的学者大力研究，为了广大的世界人类，应该阐明其真相。
以战争中日本在道德方面的优异成绩来证明《教育敕语》精神的普遍价值，这种论证的方法，井上已经在前面提到的《日本阳明学派之哲学序》中用过一次了，后来相关文字虽然删去了，但是由此可见其思维方式并未改变。不仅没有改变，而且变本加厉，把近代日本自身所进行的“以帝国主义、侵略主义为目的，蚕食或吞并他国，或使其殖民地化，以他民族作为榨取对象”的行径美化为“伟大的神圣事业”，而且从不着边际的所谓“神敕”中寻找精神慰藉和动力。
在《附录道体论之概观》一文本论的结尾部分，井上还煞有介事地论证着日本的“惟神之道”与其他各国的道的功能和特点不同，津津有味地讲述着其优越性和永恒性，相信在此引领下可以将世界化为一个“伟大的神国”，并且认为：“只有具有万古不变的基础的皇国，才可能实现这种社会的理想。”这里已经将“皇国”日本及其“惟神之道”作为一种信仰，神圣化了。所谓论证，不知不觉中进入（或者被带入）一个“解释循环”之中。打破这个“循环”的，只有等到日本的战败。可惜他没有等到这一天。也许他是幸运的，可以抱着他的梦想死去。
《儒教中国与日本》中收录的其余二十八篇文字分为“中国哲学与文化”“儒教与日本”“古今人物论”“序跋与行履”四个部分，其中“中国哲学与文化”部分值得听取的内容不少，特别是《性善恶论》这篇文章，其论述之条理、系统、深入，眼界之开阔，很难想象这是 130年前发表的论文。“序跋与行履”部分收录了相关著作的序言和他对自己学术、人生的回顾以及自订年谱，这些对于了解井上哲次郎其人其学都是必要的材料。放弃个人的“厌恶感”，这些文字作为知识考古学的重要标本，是研究那个时代的精神结构、分析日本近代官方意识形态话语的形成的珍贵资料。由于井上哲次郎的“学界泰斗”身份，这些文字对于我们辨明近代日本的学术与政治生态，尤为重要。中村元、武田清子监修的《近代日本哲学思想家辞典》，不愧如监修者所言，可以说至今仍然是近代日本哲学思想家个别人物研究“集大成”的辞典。按照经历、思、著作、文献四个部分，囊括近代日本约一干名思想家，是所见辞书中对井上哲次郎记述最详细的一种。词条作者伊藤友信分析了战后学界对井上“负面评价”多的原因，在于他是官僚式的学者，而且具有国家主义者的思想性格。尽管如此，但是，作者提出对井上的思想不应该以其官僚的、国家主义的侧面为前提去看，而应该在明治时代的哲学潮流中对其进行客观的把握。要简单地否定它很容易，但是要究明其思想肌理、剖析其逻辑结构，才是思想史研究的关键所在，只有这样才能做到真正有效的批评，才能粉碎它以免重蹈覆辙。而这依然是日本近代思想史研究中的一个重要的、艰巨的课题。


六
中国学术界，其实对井上哲次郎早就不陌生了。关心中国近代学术史的有心人，对这种“厌恶感”也许早就已经有免疫力了。
稍微调查一下就可以发现，《日本阳明学派之哲学》在著名的《教育世界》杂志上几乎全书都译载了。从1907年3月第148期的《教育世界》开始，到同年10月第162期，以《日本阳明派之哲学史》为题连载翻译了除序言和附录的几乎整本《日本阳明学派之哲学》。此外，1915年到1916年的山西宗圣会刊物《宗圣汇志》（《宗圣学报》)也节译过此书。
井上哲次郎最初在中国有影响的刊物上亮相，大概要数在1899年5月发行的《清议报》第17期上发表的“来稿杂文”《读韩氏原道》了。该文结尾写道：“韩氏《原道》，通篇支离而无理，矛盾而不通。既不通，又无理，可谓之旷世之大文字耶？近世学汉文者，何故藉藉称之也？吾久叹学汉文者无识见，而局于陈迹，不能驾古人而上之也。乃摘发韩氏原道之谬误，使其知前人之不及后人，后人之不复及后人。”文章劈头即狠批韩文“与真理相背驰也甚矣”。主要从论证逻辑和具体观点来批评韩文的论述。印象比较深的，首先是他从逻辑上指出：“定名与虚位，毕竟无分别也。”其次是他认为个人的经验不能作为衡量“公言私言”的标准，“古今如此久矣，东西如此广矣，其所未闻见，不知其几千万也”。而且主张：“公言私言不足以证是非正邪。”因为“真理之始出也，必私言也。若排斥私言，则真理亦不出也”。进而问责韩愈：“韩氏排斥私言，则后世真理之不出于汉土，岂非韩氏之过耶。”从观点而言，与韩愈之排佛老，强调其道不同，井上则从三者可以统一融合的侧面，先强调“孔老二氏之学，其旨意亦往往相符合”。继而批评韩氏排佛之妄：“佛氏说法，令一切众生始成世善，终成出世。终成出世，虽似外天下国家；而始成世善，与孔子之道何以异也。且夫佛氏以一切众生为平等无二，是与泰西所谓同等之权，其义稍相近矣。然则佛氏岂外天下国家哉。”最后，井上从经济学的观点来批评韩愈“鳏寡孤独废疾者有养”的结论“虽似仁者之道，而不必然也”。他将“人民”分为两类，一类是生产者，一类是耗产者。耗产又分为两种，一种是耗产而资以为益者，一种是耗产而后全不为益者。而“废疾者”则是属于“耗产而后全不为益者”之列。他担心以“夺生产者之所得，授之耗产而后全不为益者，则其由此而生之悲，不及由此而生之喜也。呜呼，是知二五而未知十之言也。生喜则生喜矣，然而后来妨生产之害，虽不彰著，而其实不勘勘也”。
在同月发行的《清议报》第18期上又刊载了井上哲次郎的《心理新说序》。该书为井上抄译倍因（Alexander Bain，1818-1903年）的《心理学》编成，于1882年出版。该序中强调“科学原出于哲学，而心理学实为哲学之根基”。通过对比东西洋哲学发展之兴衰，指出：“我东洋虽不乏哲学，而论法未穷其精，实验未得其法，而继起无其人，此其所以少创起欤。”并以中国哲学的发展为例做了详细说明。之所以翻译此书，是因为作者倍因属于实验学派，“其说精该，最可凭信”，可以作为振兴哲学的阶梯。
他的基本哲学观念，也可以从发表在1903年10月《新民丛报》第38—39期合刊上的评论中江兆民的文章《无神无灵魂说之是非如何》中窥见端倪。井上在文章中对中江兆民在临死前所著《一年有半》和《续一年有半》中表现的哲学品格、破除迷信的自由精神表示钦佩的同时，也认为其无神论思想仅及事物表面现象而未及深入肌理，对此感到遗憾。他说：“吾人手足耳目之所得接触者，现象也。现象者刹那刹那变动不居者也。拘泥现象，不求其他世界之理，人生之事遂不可得而解释，又何哲学之足云？盖世界人生之事理于手足耳目所得接触之现象而外，又有不变之实在弥纶磅礴于其间。笃学之士，极深研几，发现此不变之实在以为立论之基础，始得解释世界人生之事理，始得谓之哲学。”那么这种实在究竟是什么呢，他说：“实在云者，依心传心之物也。《起信论》所谓‘离言说相离文字相’者也。惟其不可以言语文字显，故能超然而为世界及人生之根本主义，亦惟其为世界及人生之根本主义，故必由多方以显之。此各种之写象法所由兴也。”井上力图以“现象即实在论”的主张，会通东西哲学各派的宏愿，复流于另一种表面，这也不仅仅是个人的心力所限，那个时代的脚步太快，而对西方的了解尚浅。
作为教育家的井上哲次郎，尤其受到近代以来中国学界的关注。他的道德理想主义的教育理念，他对德育的重视、对东洋传统中道德精神要素的阐发，在日俄战争之后，特别是他的日本儒学研究三部曲完成之后，就陆续在不同的杂志上翻译介绍到中国来。1906年在东京创办的《政法杂志》第1卷第5期（1906年7月14日发行）翻译发表井上的讲演《行为与目的之关系》（亦见于同年8月重庆广益书局出版的第114期《广益丛报》）、同年11月出版的《直隶教育杂志》第20期发表其《普通教育之德育》、1909年6月《教育杂志》第1卷第7期发表其所拟《学生座右铭》、1917年10月出版的《学生》第4卷第10期发表其《意志之修养》等，都是专门探讨教育的。不仅如此，我们也注意到，井上以自己的教育理念和道德观念对当时社会思潮和社会现象进行批评的文章，即作为思想家的形象也受到中国学界的关注。如发表在1921年3月刊出的《改造》（上海）第3卷第7期上的《私产之种类与其道德价值》，就是针对当时流行的社会主义思想而发表的。私有财产的道德价值，这是一个很有意义的话题，其中的一些论述也不乏精彩之处。但是他认为社会主义否定依靠自己劳动获得的私有财产，认为社会主义只重视体力劳动而不重视精神劳动，从而批评社会主义思想，这些都是时代的偏见或阶级的偏见。
1938年10月大阪每日新闻社编的《华文大阪每日》半月刊的创刊号上刊登了井上的《论新民主义并勖中国当局》，后来在该刊第3卷第11期（1939年12月）、第5卷第1期（1940年7月）还先后发表了他的《中国今后的思想界》《今后中国思想界的根本问题》，日本占领武汉之后成立的“奴化宣传机构”中日文化协会武汉分会出版的《两仪》月刊第2卷第2期（1942年2月）发表的《新东亚文化与日本之使命》，也是从井上的上述著作《东洋文化与中国之将来》中翻译的。这些文章和著作，充分发挥了井上作为官方意识形态代言人的作用，在日方操纵的中文杂志上传播，是不足为怪的。话题扯得有点远，了解一些学术史，对于中国的研究者而言，大概也不是完全没有意义的。

七
这套《井上哲次郎儒学论著选集》从选题到编辑、出版，我的师妹韩国茹博士所付出的心力与辛苦，值得铭记。也要感谢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的社长赵剑英博士和总编辑魏长宝博士的大力支持。作为中国社会科学院培养的博士，我对“原典日本系列”的呼唤，从“打雷”到“下雨”，从《“中国式”日本研究的实像与虚像》的出版到“善美原典日本研究文库”的开张，都有幸得到了“自家”出版社的关照，我感到非常温馨和庆幸！
也期待这套“选集”的出版，不仅能够为推进和反思日本儒学研究提供一份“原典”参考，更期待我们能够在充分消化、理解、批评“原典”的基础上，即经过一番与史料的“肉搏”之后，化“井上之学”为方法，为我们在建设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征程中思考与处理传统与现代、东方与西方、理想与现实、学术与政治这些具有普遍性的问题时提供一些经验与教训。
刘岳兵
辛丑初伏第九日初稿于九樗仙馆
日本无条件投降七十六周年纪念日定稿